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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李曙光: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教我当秘

战火纷飞的生死考验以及秘书工作的特殊锤炼,培养了刘华清忠诚党的事业,忠诚党的领袖,忘我担当,勇于献身和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他努力用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教育我们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秘书。

1984年6月8日早7点半,我奉命到海军司令员刘华清办公室报到。正赶上他准备去作战指挥室交班,我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他还了一个礼,接着说了一句:“他们都交代了?有什么不懂的,我会告诉你。”这一年我33岁,首长年长我35岁。从此,我开始在刘华清同志身边任专职秘书,直到2000年1月,前前后后共17年。其间,他担任过海军司令员、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副主席以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他身边工作的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忘的时期。

一、三次担任秘书

我是由作战参谋改行做秘书的,边干边学。我多次听到首长深情地讲起“我是老秘书”,才知晓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曾经三次担任秘书。

第一次,由“反革命”改任红安县秘书科长。1932年4月初,在鄂豫皖苏区反复的“肃反”中,身为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的刘华清,被县保卫局说是“反革命”“改组派”,给抓了起来,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一瞬间成了阶下囚,这一年刘华清才15岁。主审官是县委书记徐宝珊,一见到经常送文件的刘华清便吃惊地问道:“你也是反革命?”刘华清说:“不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刘华清说:“完全不可能的事!”几天后,刘华清又被带进审讯室。“你还年轻不懂事,不是反革命!”徐书记当场宣布:“你就留在县委工作吧,当秘书科长,把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管起来。”刘华清大难不死,一步由“反革命”升任秘书科长。

第二次,担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秘书科长。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陷入被动。8月12日,红安县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撤离县城。一片混乱之中,刘华清带领的秘书科、油印科、管理科人员和所有文件资料、油印机、纸张组成的“跑反队伍”,与县委机关失去了联系。半路上敌机扔下的炸弹弹片划伤了刘华清的右小腿,他来不及包扎,继续前行。9月,中共鄂东北道委会书记兼鄂东北游击队总司令郑位三四处寻找红安县委机关工作人员,最终仅找到了刘华清等几个人。郑位三对刘华清说:“你当过秘书科长,这次你就做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的秘书科长,协助我做具体工作。”

第三次,21岁任八路军129师秘书处主任,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身边工作。1937年8月,刘华清从红军第31军机要科长改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9月又接到命令,调师部任秘书处主任兼机要科长。当时他一心想去延安学习,参谋处处长李达找他谈话,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这一干就是整整一年。

他经常讲起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处工作的经历。那个年代,师部领导都不配专职秘书。他任秘书处主任,底下一个秘书都没有,却要干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管机要科,二是管队务科,三是负责师部来往客人的接待。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跟随师首长外出开会或者下部队,既当秘书又当参谋,同时负责首长安全。刘华清有机会在每天送电报、发电报时和担负首长的警卫任务中,与师首长们朝夕相处,耳闻目睹首长们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坦荡的人格魅力,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同时激励他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去完成任务。七亘村伏击战之前,刘华清带着20多人随刘伯承师长踏勘地形,没想到一架日军飞机突然飞临头顶盘旋,刘华清按照李达“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保证安全”的指示,眼睛死死盯住日机,随时准备用身体挡住日机的扫射。1938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从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到辽县129师师部,就是刘华清奉命迎接和护送的。尽管安全保密地完成了任务,但一路上先是烧木炭的汽车抛锚,后是借不到马,走几百里路身上没有一文钱,吃饭还要邓政委付账。他一直后悔别人没有交代、自己也没有想到吃饭、住房问题,出发前的准备不够充分。对于老首长的这些往事,我慢慢体会到,这不是他年事已高,爱回忆往事,而是他对秘书工作有着独特的深厚感情,旨在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

二、讲话稿要有独立思想,有针对性

刘华清说,在战争年代当秘书时,写布告、写传单、写宣言、写报告不少,可是不写讲话稿,领导讲话都是不拿稿子的。2000年1月,我离开刘华清去上海工作,行前我将17年来一件一件收集并保存的他的600多篇讲话稿、文章和100多封信件以及题词、题字逐一登记造册,交给了他。他既意外又高兴,说要自己管理。作为秘书,我亲身经历了刘华清同志众多讲话稿、文章的成文过程,深受教益,感慨万千。

刘华清对于自己的讲话稿,绝不是别人写好后自己一念了之。一般场合喜欢自己先讲,他说这样可以讲心里话,然后整理修订成文。有些重大会议规定,领导讲话稿要先印成会议文件发给与会代表。每次撰写讲话稿之前,刘华清都先召集会议,由他提出讲什么问题,重点是什么,然后有关人员再分头准备。写出提纲要讨论,写成讲话稿要讨论,往往一篇讲话稿要反复打磨几次才能通过。在修改过程中,刘华清次次参加,亲自把关,从不厌烦。他要求自己的讲话稿要有独立的思想,有针对性,文章写得朴实一些,空话套话不要说。

三、严格的教育热情的关怀

刘华清熟知秘书工作的宗旨和规律,体谅秘书的苦衷。他说过:“当秘书不容易,要能想到、看到、提到。接个电话、送个人是一般的工作,最大的本事是给领导看出问题,这是多数人做不到的。”

刘华清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听党的话。刘华清说他13岁当儿童团长,14岁参加工农红军,15岁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时,依然坚信共产党。当苏区沦为白区,白色恐怖猖獗,一些人叛变投敌,一些人回家不干了,但他“干革命就要干到底,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持上山打游击。没粮没盐没油,就剥树皮、挖野菜充饥;没有冬衣,就挤在一起用体温取暖。最危险的时候,几乎每日都要遭遇敌军搜捕,有时被追得躲进石洞或者倒塌的房子里,憋着呼吸,看着敌人从眼前走过而死里逃生。当年,他随红25军长征,在独树镇战斗中腿负重伤,他执意不肯留下养伤,抱定“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中”的坚定信念,拽着马尾巴前行。而当自己能够拄着树棍行走时,又把马匹让给了新负伤的战友。对共产党永远不变的信仰和始终如一的坚持,陪伴了刘华清一生一世。

1989年年初,东欧开始发生剧变。面对当时复杂的形势,刘华清把我们秘书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怎样听党的话,怎样忠诚党的领袖,告诉我们如何接外来电话,如何上报下达,如何处理紧急事件,细腻至极,使我们在政治和工作方面受到双重教益。1991年我第一次个人出国,临行前夜,他又专门把我叫到家中特意叮嘱:“你的脑子里有很多东西,独自外出,一定要谨慎行事,保守机密,防范万一。”首长的警示是一种信任,更激励我自省自律,努力工作。

秘书最难做到的是管好自己。刘华清一方面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放手工作;一方面不定期地以谈话的形式,了解我们的思想动态,“敲打”我们要少搞酒桌交际,抵御各种诱惑。秘书工作调动了,刘华清都会讲评讲评,提出希望鼓鼓劲。在我们秘书眼中,他就是一位可敬的长者。

2002年7月3日,86岁的刘华清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几十年来,在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进进出出也有几十人,我对他们一视同仁。政治上关心他们,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关心时事,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工作上严格要求,各尽职责,守纪律,讲团结;生活上关怀照顾,该休假的休假,家中有困难的尽量帮助解决。过去都讲‘大家庭’,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集体。受他们尊重,因为是首长是上级;爱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下属是士兵。密切的官兵关系,亲密的上下级关系,不仅使这个集体完成了各项任务,也使这个集体充满快乐。”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战火纷飞的生死考验以及秘书工作的特殊锤炼,培养了刘华清忠诚党的事业,忠诚党的领袖,忘我担当,勇于献身和实事求是的优秀品格。他努力用老红军、老八路的优良作风,教育我们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秘书。他从不板着面孔训人,也不骂人,他总是和你讲道理,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好秘书工作,尤其是用自己的行动感染你,从多个方面传帮带。在刘华清同志身边工作的17年,我备受教益。